kdclz 另外一个联想是，是否能将自 1881年以来各种关于美国宪法的汉译本找齐，整理出来，做一项比较研究？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抱有不同的目的和动机，拥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对美国宪法有不同的理解和期待，揭示这一切，可呈现一部丰富的学术思想史，用胡晓进的话说，也算是为美国宪法和美国宪法史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一种贡献。
美国总统就职宣誓把一手放在圣经上，另一手放在宪法上，这就说明西方立宪主义是与基督教不可分的。这种和谐思想还体现在设立政治体制的指导思想上，要求行政与立法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
澳门的情况可能恰好相反：澳门回归后对国家的认同感十分强烈，但在政治体制方面，行政与立法体现出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的局面，民众期待立法会进一步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东亚经济的成功有其东亚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东亚社会所遇到的困难有其文化根源一样。这是指按照亚洲的政治哲学，以亚洲人的宪法观解决亚洲社会里存在的宪法现象的原理与规则。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辞典》第25卷，亚洲条。[12] 涂成林：《东方专制主义理论：马克思与魏特夫的比较研究》，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
一国两制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历史传统出发，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保持了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与经济发展。三、一国两制：亚洲立宪主义的产物 下文将从以上所说的三个角度，考察中国政府在80年代提出并最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一国两制概念。台湾学者将其译为行政命令，为凸显其一般化、抽象化特征，本文采用高家伟老师在其译著《行政法学总论》（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的译法。
（2）逻辑-分析的向度，即对实定法进行概念性与体系性的演绎。但造成高权式微的原因并非仅限于此，同样包含行政为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而不断扩张的行为选择自由，以及因此大量涌现的公私混同。唯有如此，行政行为在我国行政法中才能不再是教条化的、形式逻辑的抽象概念，而成为如德国法那样，具有目的论特质的规定功能性的法概念[126]。综上，尽管行政行为自创设起就具有实践法治国的功能，并作为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而拥有面向未来的、持续性的塑造能力[74]，但作为上世纪末的学术创造，它仍旧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并逐渐与新的行政现实相互抵牾。
因此，如果说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学的核心，始自迈耶的极力鼓吹，那么后世学者的型式化努力，则使德国行政法以行政行为为首要内容的趋向更加强化[14]。[91] 四、行政行为学理的现实革新 行政行为的支持者基于这一概念与传统行政法体系之间的密切关联，及其自身蕴含的调整可能，主张对行政行为进行适时调整，而从这一理论的新近发展中，我们也的确能够观察到行政行为在陷入内外困局时的自我革新。
德国法以行政行为作为行政的基本行为单元，并通过在其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诸多方面的型式化和制度化工作，将其塑造为稳定明确的型式构造。此外，在合作行政下，不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因国家不再单方地定义公共福祉与实现公共福祉，以及多中心的任务实现结构而渐次消弥。第四、在法律关系学理中，行政不再居于中心，不仅被迈耶称为臣民的相对人一跃成为相对于行政的另一独立主体，行政与公民之间的传统权力关系，也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由法律所约束的法律关系[82]，这种地位的提升不仅符合现代公法中的公民图像（Buegersbilder）,也贴合合作国家与合作行政的新兴现实。在现代社会下，国家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些结构简单的，能够用一般的、抽象的法律加以规制的行政关系。
[84] 但现实发展却并非如这些公法学者所预言。但与日本和台湾的忠实效仿不同，我国在此领域的现有成果，大多并非直接源自德国，而是对日本和台湾地区继受成果的再受。但彻底放弃这一成熟学理却并不稳妥也不理性。这种先行决定对行政机关嗣后是否会做出整体许可（Vollgenehmigung）并没有拘束作用。
[4]反对者甚至尝试寻找能够取代行政行为的，行政法学新的阿基米德支点,并以此为基点，重新构建与时代相符的行政法教义学（zeitgerechtes Verwaltungsrechtsdogmatik）[5]。因为强大的示范作用，我国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行政行为学理基本都以德国法为参照。
这种轻视程序的态度同样与其说是源自重实体、轻程序的大陆法传统，毋宁为是因德国更倚重稳定化的、型式化的行为模式在实体方面对于行政适法性的控制功效。而行政行为学理发展至今，虽然已高度稳定和制度化，但并非没有改变的可能。
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德国行政法学为何一向对行政程序缺乏重视。[101] 综上，无论是税法和社会法领域的暂时性行政行为，还是建筑法、环境法领域中的先行裁决与部分许可，这些全新的行为模式都旨在通过赋予行政机关对未决事实做出决定的可能，来提升行政应对复杂现实的弹性。[17] Hartmut Bauer, Verwaltungsrechtlehre im Umbruch?，Die Verwaltung 25 (1992), S.309. [18] Hartmut Bauer, Verwaltungsrechtlehre im Umbruch?，Die Verwaltung 25 (1992), S.317. [19] Schmidt-Assmann, Die Lehr von den Rechtsformen des Verwaltungshandelns, DVBL, 1989,S.533. [20] Fritz Ossenbuehl, Die Handlungsformen der oeffenlichen Verwaltung,, JuS 1979, S.681ff. [21] Rudolf v.Jhering, Geist des roe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2. Teil,2.Abteilung,1875, S.471. [22] Schmidt-Assmann, Die Lehr von den Rechtsformen des Verwaltungshandelns, DVBL, 1989,S.539. [23] Schmidt-Assmann, Das Allgemeine Verwaltungsrecht als Ordnungsidee:Grundlagen und Aufgaben der verwaltungsrechtlichen Systembildung, Heiderberg, 2002,S.189. [24] 有关行政法学体系化建构的功能可参阅赵宏：基本原则、抽象概念与法教义学：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体系化均衡，载于《法学家》2013年10月版，第34-54页。拘束力虽然很早就成为我国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和重要组成，且延续至今，但从学界的既有表述看，拘束力几乎没有独立于公定力和确定力的确定内涵，而且与制度实践几乎毫无关联（参阅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中国学者从继受外国法时，就一直尝试通过对域外制度的本土化，来建构自己的行政行为体系。而外部的情势变化，尤其是行政活动在整体构造和风格样貌上的更迭，同样对其提出严峻挑战。
学理研究的交错繁杂和没有章据，都导致制度设计在逻辑上未能周延闭合。尽管规制对象各有不同，行政行为作为思考框架，却为复杂的特别行政法领域提供了一套有关决定程序、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明确导引。
在决定是否继受时，也常常仅考虑单项制度的现实合理性和应急性，而完全不考虑这一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逻辑衔接，以及诸项制度在拼接组合后的整体完整。[105]而作为客观价值的基本权的功能之一就是确认国家负有义务，通过确立适当的机构与程序来促进基本权的实现，所谓通过机构与程序的基本权保障（Grundrechtsverwirklichung durch Organisation und Verfahren）[106]。
行政行为在德国法中常常与行政合同、法规命令（Rechtsverordnung）[15]等一起被归类为型式化行为（formale Verwaltungshandeln）[16]。当行政机关的某种行为方式被定为行政行为时，就会自动地与相应的程序规范、书面形式、存续性效力等拘束性规范，以及与撤销之诉、义务之诉、无效确认之诉等特定的诉讼类型产生关联。
因此，对这些未型式化行为的规范，也完全可放置在程序的分节化与序列化技术下予以处理。在有关行政行为形成条件及规制效果的多样性规定中，已经包含有明显的弹性化储备[92]，而行政行为的附款（Nebensbestimmung）在确保行政稳定性和可控性的前提下，同样为个案决定的弹性与灵活性提供了制度可能。基于这一原因，存续力（Bestandskraft）成为德国行政行为效力的核心。上述研究虽然未使行政法律关系学理形成有如行政行为一样的统一体系，却为后世的研究提供认知基础。
[121]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 Frankfurt /M，1989, S.307 ff. [122] 参阅赵宏著：《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88-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在行政方式方面所呈现出的高度型式化、制度化特征，与其说是学理研究的严谨细腻所致，毋宁为是回应法治国对于行政的基本要求。
而对照德国经验，我国行政行为学理要达至体系化建构，需要概念的纯化、逻辑的周延、制度的衔接等诸多方面进行提升。合作行政改变了既往的行政决定的做出模式，同样对传统行政的结构、方法和模式提出挑战。
但如果据此就认为，国家/社会，行政意志/个人意思的距离理应取消，同样相当危险。[45]未型式化行为所具有的优势，让很多德国学者预言，其未来很有可能在整体的行政方式中后来居上，占据优位。
只要行政方式属于行政行为，与之相关的诉讼类型就是撤销之诉、义务之诉以及确认无效之诉。如上文所述，德国行政行为法教义学不仅从内部而言，是一个拥有丰富仓贮且逻辑周延的完整体系，亦与其他学理范畴，例如执行名义、诉讼类型、审查步骤等建立起密切链接。[30] Otto Bachof, Die Dogmatik des Verwaltungsrechts vor den Ggegenwartsaufgaben der Verwaltung,, VVDStRL 30(1972), S.231. [31] Hartmut Bauer, Verwaltungsrechtslehre im Umbruch?, Die Verwaltung 25 (1992), S.314. [32] 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元照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但公法/私法，或者有关行政的公权力行为/私经济行为的划分，从根本上说仍旧只是一种为理解和归纳复杂的社会现实，而塑造出的理想类型，也因此不可避免的僵化、呆板，并无法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予以彻底地澄清和说明。
相较其他国家，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体系化的行政行为教义学，因此，如何在充分发挥这一学理的积极功能时，亦对其局限保持警醒，并予以有效克服，从而进化和提升我国行政行为学理，同样是应予慎重对待的问题。相比型式化行为，未型式化行为的优势正在于其因为法律的低密度约束，而具有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但制度化的过程却不可避免地会使其丧失原有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因为行政方式法教义学逐渐凸现不足，行政法律关系范畴在上世纪70年代重新受到德国学者关注，其中对其进行现代化塑造的包括诺伯特·阿赫特贝格（Norbert Achterberg），奥托·巴霍夫（Otto Bachof）等当代德国公法大师。Hartmut Bauer, Verwaltungsrechtslehre im Umbruch? Die Verwaltung 25 (1992)。
这就导致行政法秩序理念的核心是否还应继续停留在行为方式上，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地诘难。行政行为的规制性与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秩序的构成要素密切相关，既然强调规制性，所谓事实行为在德国法中当然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也不分享行政行为的相关制度。
